分配生新政如何理解？官方解读来了！

[72]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参见第十一章、十五、十六、十七章。

对该条款的权威解释认为，确认违法判决是考量各种法益后的妥协，法律的天平向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了适度倾斜，为了保持必要的平衡，行政机关还要承担比撤销判决较轻的法律责任：一是要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在新法的章节构成中，第76条被规定在新法第七章第二节的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司法实务研究者认为，第76条是对第74条确认违法判决、75条确认无效判决的确认违法和确认无效判决的补充规定。

王君诉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中(12)，对王君提出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赔偿请求，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交房法定职责违法行为造成当事人损失，承担的是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应当优先适用，除非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方能适用民事法律相关规定。因此，在可执行性和越权尺度的把握上，应以实质性解决纠纷为目标，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否则新法增加的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将难以真正实现。(38)李新省诉方城县人民政府及方城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征收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6210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⑤如在黄慤、钱应璜诉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徐汇区政府)其他行政行为案中⑥，黄慤、钱应璜所提诉讼请求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确认徐汇区政府对建业里功能定位的行政行为违法且无效。(34)高思红诉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房屋违法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1070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如果案件需要继续调查或者裁量的，人民法院尊重行政机关通过继续调查事实的方式，结合相关法律法规重新作出认定。二是要承担败诉责任，包括给原告、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要承担赔偿责任。[38]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

维护客观法秩序的合法性审查逻辑为：行政主体职权、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审查、行政实体合法性审查。[60]从动态视角分析行权权力的配置、运行和监督，考察行政过程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关系相互作用，从事前、事中、事后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参见郭胜习、曹鎏：《行政法总则立法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载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网2018年11月16日，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021/9573.htm. [54]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与改革实践对行政法学提出新要求，这对成型于20世纪末客观行政行为理论构成了全方位挑战，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等均需要作出适时调整与革新。

朱芒教授认为，行政法学理论发展至今仍未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化，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是具体行政行为等核心概念基本属于被解释的法律概念，因而理论中缺乏系统统领性的抽象概念。既然区分公私法界限需要如此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不如换一种思维视角，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简单。

根据耶利内克提出的地位理论学说，主观公法权利包括四种法地位：消极地位、积极地位、主动地位和被动地位，除了被动地位之外的其他三种法地位，均可以表现为公法请求权。江国华：《行政转型与行政法学的回应型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本文赞同法律关系理论对行政行为理论补充观点，但互补关系上和逻辑结构上与德国学者阿斯曼教授提出的双核理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制定行政法典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行政法难以法典化几乎是各国公论，中国行政法学界对制定行政法典虽然存在诸多争论，但总体上持肯定意见。

[22]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引入强调公民的法律主体地位，从公民个体权利需求逻辑出发，强调权利保护的个别性、具体性，相较于对行政权力合法性控制产生的权利普遍保护的辐射效果，公法权利理论将权利保护贯彻于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章志远教授也提出，制定行政法典是行政法学人孜孜追求的梦想，当前制定行政法典具备相应的有利条件，并提出行政法总则+编纂行政法典各分编的法典化模式，到2030年最终实现编纂完成。[51]朱维究教授、江利红教授提出以行政过程取代行政行为。

伴随着行政法律关系研究深化，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体系化再造方面的价值越来越多的挖掘，法律关系理论尝试通过对法律关系的类型化区分，来容纳行政的多样性构造。[68]参见[德]见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74-84页。

公民处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在法律关系上形成了与行政行为主体明确的、相互对应的法律关系，故而能够较为直观地判定公民的法律地位。顺延这个逻辑还可以得出应当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这是维护国家主观公法权利的必然要求。

五、重构主客观相统一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只有知道站在什么地方以及要往什么方向去，才能决定应该要怎么走。郭胜习，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52]2018年应松年教授曾在北京组织召开关于制定行政法总则的研讨会，尝试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作为行政法总则的理论主线，确立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总则上的平等地位和行政法学的发展方向，其意旨在于强化公民在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强化公民的权益保护。[13]关注行政权的运行，尤其是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实现由司法的行政法向行政的行政法方向转变，拓展新行政法的制度框架和模式固然可以成为行政法学理论发展的一种路径，但是此种思维模式局限于单一地以行政权运行为核心，如行政权限的法律获得、行政主体的组织建设、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行政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审查等，这一系列理论研究都是围绕着行政权单一核心展开，尽管在此种行政法学理论模式下，公民主观公法权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但是公民所享有的这种权利保障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对行政权的合法运行具有高度依赖性，无法充分体现公民作为法的主体性地位。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促使行政权的运行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以权力本位的一元化行政法观念被打破，人们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的转型、法律制度建设、政府管理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它必须要面对整个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至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结构模型是：在法律关系理论之上，行政行为理论与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并驾齐驱、相互统一。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版，第3页。

不可否认，行政权在塑造国家和社会的客观法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权成为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中心无可厚非。如，于安教授认为，行政职能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和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并在行政法的主导议题提倡保护个体权利和规范公共行政的双向制[7]王锡锌教授则从行政权的内部和外部角度提出传统行政法主要关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通过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获得民主正当性，但随着行政内部功能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变迁，传统的传送带正当性模式面临着功能障碍。

实际上，无论是体系化是否完成，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都应当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作出适当的调整，始终确保理论与实践相互匹配。[55]行政法律关系（DasVerwaltungsrechtsverh？ltnis）的学说起源于德国。

[34]参见苏宇：《面向未来的学理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之审视与展望》，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摘要：当前以行政行为理论为核心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逐渐暴露出不足，需要进行变革重构加以完善，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引入或许可以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重构提供新思路、新方向。体系化评价应当将评价客体（对象）作为一个独立系统，而不能其界定为另一个子体系构成部分或者元素，否则就已经陷入对上一位阶系统的体系化问题评价。行政法学理论必须对行政任务的完成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才能获得生命力，行政法学研究必须要回应公共行政变革的现实需求，经典行政法学理论无法逃脱社会变革的发展，法学不是法学家们凭空创造出来的，反过来是社会本身创造了法学。

从事物发展的本质上看，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转型变革其实是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向前发展一种表现，只是转向何处？如何转型？仍然有待学界共同讨论。行政诉讼以原告的主观公法权利受损为程序启动要件，但行政诉讼审查的中心并非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而是聚焦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31]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学理论的核心支点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政行为理论的核心支点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学者们观点不一也反映出了支点选择的内心困惑。[61]参见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法律关系理论针对包括对于各法主体形成法律关系基础的法律地位、可能对法律关系内容产生影响之所有法律主体的各种行为，及其受法主体行为所生之法律状态的变化等规范内容的分析。若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主体、客体、内容三要素去分析行政活动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将变得简单。

但过分偏重关注行政权运行容易导致对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以及一般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主体地位关注不足。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样态，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在现实生活中架构起来一整套法律制度，铸成了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骨架。[63]参见张锟盛：《行政法学另一种典范与期待：法律关系理论》，载《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6期。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向平等、平和，公民的法律主体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法律关系理论就好像是架巨大的天平，行政行为理论只是天平的一端，而另一端应该是以公民主体地位构建起来的主观公法权利理论。[51]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

来源：《河北法学》2023年第1期。在静态模式下，整个社会秩序将被构架为以法律为原点，以法规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规定为半径，在此模型下所形成的圆内为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职责，而圆外则属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那么，在法律上积极行政的权力范围和边界划定必然成为一个难题，且囿于合法性审查的藩篱，经典行政法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是最好的，才是人民最需要的。[57]然而，当前行政行为理论本身的型式化、类型化局限，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政府行政管理活动需求，行政行为理论逐渐暴露出僵硬滞后、单向强硬等缺陷，这使得行政法律关系理论重新被激活。